如果要给道教与民间信仰做一简单的区别，或许可以说：民间信仰具有比道教更悠久的传统，崇拜天神，杀生血祠，特点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神灵的乞求和贿赂之上；道教信仰“大道”，反对杀生血祠，像佛教一样讲究诵经、造像或是通过个人的静坐冥想或斋醮仪式作为主要的修行，终极目的是求道、得道。这样的区分在六朝隋唐时代是很明显的，只是在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以降，才逐渐褪去经教道教的色彩，转而在三教合一的旗号下与佛教、民间信仰逐渐混为一谈。我们不仅要注意中古时期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区分，更应该强调中古经教道教与近世俗世化道教的区分。

四、唐代道教

道教学者习惯于用各种宗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来称呼六朝道教，但却另有“唐代道教”这一专称。因为唐代道教不仅是六朝道教的延续，更是六朝道教的变异，而且是中古道教发展到极盛转而衰落的转折，因而值得特别关注。

综述与通论：

对西方唐代道教研究的综述是Russell Kirkland, “Dimensions of Tang Taoism: The State of the Field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唐代道教的尺度：世纪末的概述）T’ang Studies, 15-16,1997-98.指出从西方研究角度来看，唐代道教研究以往在政治、文学、道教人物及其着作等方面取得较大成绩。近年来更是在经书、义疏、斋仪、历史和类书等方面有长足进展。通论性的论着有：今枝二郎《唐代道教序说》（《牧尾良海博士喜寿记念儒佛道三教思想论考》，1992年）T. H. Barrett, 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and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的宗教与帝国）. London : Wellsweep Press,1996.还有Livia Kohn, Russell Kirkland, “Daoism under the T’ang(618-907)”（唐代道教）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Leiden,2000.以及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2、皇室与道教的关系

国内这方面的文章现在很多，对于了解唐代政教关系的基本走向，或是纠正一些早期的偏见是有帮助的。但由于所使用的史料基本不出传世的唐史史料，且论述大多满足于罗列表面现象，分析也难有深入细致，尤其是重复劳动居多。总的来看，这方面进展不大，关键是对道教本身的理解不足，对中国的政教关系传统认识不够。值得细细品味的是前揭Barrett的《唐代道教》一书。

此外，关于武则天时期道教，近有神塚淑子《则天武后期の道教》（吉川忠夫编《唐代の宗教》，京都：朋友书店，2000年），通过分析武则天时期的嵩山金简和投龙、封禅仪式，指出武则天以国家祭祀礼仪的面貌进行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为其个人求长生。白安敦（Antonello Palumbo）, “On the Author and Date of the Zhenzheng lun: An Obscure Page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Buddhists and Taoists in Medieval China”（《甄正论》的作者和时代：中古佛道斗争中模糊的一页）, Annali dell’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LⅦ, Napoli, 2000.指出历来都认为玄嶷是道士倒戈投奔佛教，所以他着的《甄正论》应该是比较能够如实反映当时道教情况的重要着作。但结合当时薛怀义横行霸道的历史背景，白安敦认为这是在怀义的高压下作成的，主要目的是丑化道教，故《甄正论》的很多内容不能过信。与之相关的还有富安敦（Antonello Forte）“The Maitreyist Huaiyi（D.695）and Taoism”，（《唐研究》4卷，1998年）和“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唐研究》5卷，1999年）。柏夷的 “A Medieval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he Case of Wu Zhao (r.690-705)”（一位中古女权主义者对中国世界秩序的批评：以武曌为例）, Relig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8-4, 1998.也是从宗教史角度讲武则天。还有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中国史研究》2004年1期）等。

关于玄宗时期道教，李刚有《唐玄宗崇道编年考论》（《道教学探索》6，台南，1992年）和《唐玄宗诏令传写开元道藏的时间考辨》（《宗教学研究》1994年2-3期）。今枝二郎《玄宗皇帝の道教理解につぃて》（酒井忠夫编《台湾の宗教と中国文化》，东京：风响社，1992年）；手岛一真的《玄宗の〈道德真经〉注疏につぃて（上）——理国と理身》（《立命馆文学》523,1992年）；《玄宗の〈道德真经〉注疏につぃて（下）——理国と理身》（《立命馆文学》526,1992年）；《金仙·玉真二观の修营问题と玄宗の〈道德真经〉注疏》（《立命馆文学》544,1996年）；《玄宗の三教齐一志向につぃて》，（《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4,1992年）。这些文章深入唐玄宗《道德真经》注疏中去看玄宗对道教的理解，这样写出的玄宗与道教的关系才有深度。此外关于玄宗本人及皇室与道教的关系，还可参见Charles Benn, “Religious Aspects of Emperor Hsüan-tsung’s Taoist Ideology, ”（玄宗朝意识形态的宗教表现）in David Chappell ed. Buddhist and Taoist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同氏The Cavern-Mystery Transmission: A T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D.711.（洞玄授度：711年的一次授度仪式）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关于唐后期皇室与道教关系，有卢在性《唐德宗と功德使》（《东方宗教》79,1992年）讲唐德宗在即位之初曾经表现出励精图治的抱负，废止了专司佛道二教事务的功德使，但随着政局恶化，如泾原师变，特别是妖僧李广弘的叛乱，使得德宗逐渐改变自己对宗教的态度，重新设立管理佛道事务的功德使。还有苏瑶崇《唐文宗の「政教分离」の改革につぃて》（《古代文化》，49-4,1997年）此外，关于唐中后期开始道教发生的历史性转变，有何建明《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也很重要。

3、道教与国家礼仪的关系：

国家祀典通常是按照中国传统宗教与儒家混合的一套礼仪来进行，在仪式中出现的也主要是儒家的礼仪官员。道士一般不算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只是依附于宫廷。即便在特别崇道的唐玄宗朝，道教斋醮只是用来强化皇室的权威，或是如前述武则天嵩山金简所见，只是为了个人的长生，而不是纯粹从道教立场上进行的宗教活动。道教仪式方面研究公认的行家是施舟人，但他的研究基本上是道教学的，与唐史关系不大。还有劳格文的研究，也是比较概观性的，如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中国社会与历史中的道教仪式）, New York, Macmillan,1987；同氏“Taoist Ritual Space and Dynastic Legitimacy. (道教的仪礼空间与王朝的正统性)” Cahiers d’Extreme-Asie, 8,1995.这是讲道教醮坛与汉代郊祀坛的渊源关系。这些有助于从理论上和总体上了解道教仪式与国家礼仪之间的关系。具体讲玄宗朝的则有熊存瑞（Victor Xiong）“Ritual Innovations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唐玄宗时礼仪的改革与道教）, T’oung Pao,Vol.82,1996.他也注意到道教在玄宗朝祭祀礼仪制度改革中的作用，但却认为玄宗的主要动机是个人求仙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改革，不同意西方学者将玄宗此举过多赋予政治意义的解释。还可参见松浦千春《玄宗朝の国家祭祀と王权のシンポリズム》（《古代文化》49卷1期,1997年）以及吴丽娱《论九宫祭祀与道教崇拜》（《唐研究》9卷，2003年）等。

具体的唐代道教仪式，如投龙简，和掺入道教因素的封禅仪式的研究都有近作问世。神塚淑子《道教仪礼と龙——六朝·唐代の投龙简をめぐって》（《日中文化研究》，3，勉诚社，1992年）；周西波《敦煌写卷P.2354与唐代道教投龙活动》（《敦煌学》22辑，1999年）；刘昭瑞《从考古材料看道教投龙仪——兼论投龙仪的起源》（《道家与道教——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雷闻《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6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雷闻在其博士论文《隋唐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的关系研究》（北京大学，2002年）的基础上已经刊发出了系列论文，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外，还有《祈雨与唐代社会研究》（《国学研究》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论唐代皇帝的图像与祭祀》（《唐研究》9卷，2003年）、《五岳真君祠与唐代国家祭祀》（《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2003年）、《论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汉学研究》21卷2期，台北，2003年）、《唐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历史研究》2004年2期）等，虽然未必都与道教有关，但却多是这一领域中的新锐之作。

4、其他一些基本问题：

关于唐代道教的规模、经济、斋醮科仪、道藏的编纂与道经的传写，主要有张泽洪的以下几篇：《唐代道藏的编纂与传写》，《中国道教》1992年4期；《唐代道观经济》，《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4期；《唐代道教斋醮》，《上海道教》1994年2期；《唐宋元明时期斋醮述略》，《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2期；《唐代道士人数辨说》，《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6期；《唐代道教规模辨析》，《宗教学研究》1997年1期；《论唐代道教斋醮科仪》，《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6期；《论唐代道教的写经》，《敦煌研究》2000年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