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种派别的每种意见都有其“道理”，体现了政教两个阵营在宗教法宗旨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宗教法的宗旨是要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要强化国家对宗教的控制;是立足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还是着眼于为宗教管理人员的管理提供方便;宗教法应该是《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法》，还是《宗教事务管理法》等一系列要害问题上。分歧的背后是政教双方对自身利益的深层考虑。三十年来，宗教法治的进程之所以进展缓慢，表面上的原因是制定宗教法的条件“很不成熟”、实际上的原因则是政教双方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与不妥协，分歧无法消除。其结果必然导致政教双方与社会上的其他各种力量在“是否要立宗教法”，“立什么样的宗教法”、“为谁立法”、“谁来立法”等一系列问题上“缺乏共识”。目前，政教双方都在不动声色地积蓄力量、继续博弈。双方要在宗教法的立法宗旨问题上达成共识，还需要其他因素的加入与催化。

二、为何要立宗教法——宗教法的必要性

如果说，是否要立宗教法的问题反映出来的是政教双方对宗教法宗旨的分歧，背后是不同阵营的利益考虑，那么，其他一些人对制定宗教法必要性的质疑则与利益考虑无关，更多的是出于对宗教法问题相关背景的不了解而造成的困惑，这些困惑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充分的讨论，影响了人们对宗教法的看法。为此笔者对有关宗教立法的一些最常见、最典型、最普遍的问题，说明如下：

1、“我国有一套处理宗教问题的体制，党内有统战部，政府有宗教局、民委，宗教内部有爱国宗教团体及教义教规，即使出了问题，还有政法委、公安局、安全局、维稳办，这么多机构管理宗教，还有必要再立宗教法吗”?

长期以来，我国在宗教领域实行的是以行政方式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并因此形成了庞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系。众多政府行政机构参与宗教管理，恰恰证明了现有的宗教行政管理机构成本高、效果差、运作失灵。几十年来靠“人治”维持的宗教管理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李仲华：“宗教执法中的‘困’与‘惑’”，中国民族宗教网，2012年6月14日。]。要解决好宗教方面的问题，在宗教领域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就要改革现有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实现宗教管理体制从“人治”到“法治”、从行政管理为主到法律调节为主的转变，为此，首先必须完善宗教法治体系，做到宗教管理“有法可依”。而现有的宗教立法体系中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宗教基本法，因此需要由全国人大设立宗教法。

2、“宪法已对宗教信仰自由做了明确规定，为什么还要再搞宗教法”?

宪法36条对宗教信仰自由有明确的规定[关于宪法本身的缺陷分析可参见田飞龙：“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的缺陷分析与宗教法治化的路径探讨”，《领导者》总第43期，2011年12月号。]。但我国宪法没有司法化，宪法本身具有规范的抽象性和宪法的不能直接适用性。在司法实践中，普通法院无权直接适用宪法。也就是说，宪法不等于一般的法律，不能进入庭审，不能作为判案的直接依据。把宪法当作普通的法律并以此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依据是不现实的。要让宪法在现有宗教法律体系中发挥作用，必须要由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制定专门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将宪法的原则具体化，才能在司法实践中为处理宗教问题提供适用的法律依据。

3、“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形成，各种问题都有法可依，涉及宗教的法律、法规、规章也很多，为什么还要立宗教法”?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宗教领域的立法并未完成，处理宗教问题至今没有一部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宗教基本法。虽然国务院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各省市也有地方性的《宗教事务条例》，但这些都是行政法规与规章，不能以此代行法律的功能。要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团体及信教公民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必须要由国家立法机关设立专门的宗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