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道学不仅具有悠久历史，而且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内容。由于生活的实际需要，道学在历代传人的推动下，不断继承和创新。在其历史进程中，不论哪一个阶段都需要进行研究，都可能因为研究而积累新的成果。从这个层面来讲，道学研究乃是由来已久的。不过，如果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近代以来的“道学研究”与此前的“道学”显然有较大的不同。

从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门户的开放，西方传教士与其他文化人陆续进入中国，他们以特有的视角来观察和介绍中国社会与文化，其中就包括道家与道教的内容。例如法国的传教士刘应在《中国哲学家们的宗教史》中说到“中国共有三种道士”等等情况，著名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在他的《哲学词典》中设立《中国的教理问答》一章，以“老君的宗派”来指称“道教”。叙利亚语教授德金(Josephde Guignes)在他的《匈奴、土耳其、蒙古和其他鞑靼诸国通史》中，使用了“道士”的专称，并且称在唐代“老子是中国的一神格”。此后的沙畹(Chavannes)发表《中国的社神》、《投龙简》等专论，对中国民间宗教与道教的典礼仪式予以述评，沙畹的弟子伯希和(Pelliot)、葛兰言(Granet)、马伯乐(Henri Maspero)都在这方面下了功夫，尤其是马伯乐，撰写了《道教的神仙——就其如何与神交感而言》、《中国六朝时期的人的宗教信仰和道教》以及《古道教及其养生术》等一系列论文，戴密微(Demieville)曾将马伯乐遗稿整理成《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稿》，其中第二卷的名称就叫做《道教》。马伯乐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西方的道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马伯乐的弟子戴密微、石泰安(Rolf-A.Stein)、施舟人(Kristofer M.Schipper)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道家与道教文献予以整理，将田野考察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