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到1976年，中国学者的道学研究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期间受到了一些社会因素的干扰，尤其是“文革”的冲击，道家被说成是没落的思想代表，道教被看成是封建迷信，故而研究者处于相当艰难的困境之中，其成果自然也就不多。和当时国外的情况相比，差距很大。以至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在出席的各国众多代表中，都没有一个道教故乡的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流传着“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论，这是极不正常的，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在这个阶段，一些学者出于学术责任感，默默开展道学研究；不过，由于人数甚少，研究条件也很差，这一时期在全国公开发表的、真正算得上道教研究的论文只有50来篇，加上道家研究部分，总共也不会超出300篇；至于专著，最多就是几十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詹剑锋的《老子其人其书》、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在论文方面，主要有：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发表于1962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读道藏札记》，1964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3期；喻松青《老子与道教》，1962年5月2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喻松青《道教的起源和形成》，1963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5期；喻松青《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同道教的关系》，1964年5月10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王明《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1962年发表于《哲学研究》第5期；杨向奎《论葛洪》，1961年发表于《文史哲》第1期；汤用彤《冠谦之的著作和思想》，1961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5期等。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中国大陆的道学研究几乎停顿，但是，港台方面由于没有受到大的政治因素的干扰，道学研究工作相对具有较好的环境，成果也比较可观。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萧天石主编的《道藏精华》75册及专著《道家养生学概要》、黄公伟的《道教与修道秘义指要》、孙克宽的《宋元道教之发展》、杜而未的《儒佛道之信仰研究》、南怀瑾的《元代全真道与中国社会》、方永辉的《唐代皇室与道教关系之研究》等；此外，港台学者尚发表了不少论文。例如，刘枝万关于乡村道教的系列调研报告，钱穆的《金元统治下的新道教》，史贻辉的《道教在台湾之分布与现状》，方永辉的《唐代皇室与道教关系之研究》，丁煌的《唐高祖太宗对符瑞的运用及其对道教的态度》等，体现了港台学者在道学研究方面的努力探索。

经过了将近两年的缓冲之后，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神州大地徐徐吹拂。从此以后，道学研究不仅获得新生，而且突飞猛进。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国家批准建立了许多研究机构，有一大批学者从事道学研究，例如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道教研究室、四川大学的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厦门大学的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的道家道教研究中心、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道学研究中心等对于现时代的道学研究具有组织保证作用；第二，道家与道教研究课题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规划之中，例如《中国道教史》、《中国道教思想史》等，体现了国家对道学研究的高度重视；第三，创办了许多以道家道教研究为主的杂志，例如四川大学的《宗教学研究》每期都以主要版面刊登道教研究论文；还有中国道教协会主办的《中国道教》、香港蓬瀛仙馆主办的《道学研究》、香港青松观主办的《弘道》对于道学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第四，道教界与学术界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不仅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道学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由于国家政府的支持，学术界与道教界的共同努力，道学研究体现了崭新的局面，出版的专著数量与日俱增，从道学工具书到道教史，从经典的文献学考证到道学的哲理思想研究，从民间道教仪式的调查到医学养生等诸多领域，学者们努力开拓，一大批著作应运而生。至于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是巨大的。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大陆学者发表的关于道学的论文至少也有三万篇以上，体现了我国道学研究蒸蒸日上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