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学者的推动下，德国、比利时、荷兰、日本、美国等海外学者也在道学研究方面付出极大努力。他们一方面翻译《道德经》、《太上感应篇》等一系列道家与道教经典，另一方面则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开展调查，分门别类地考察道家与道教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养生理论与方法，像德国的格鲁伯(Grube)，撰写了《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并且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特(Groot)出版了《中国宗教大系》六卷本，其中有相当部分论述道教文化的构成与影响；卫礼贤(Wilhelm)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列子》和《〈太乙金华宗旨〉译注》等道家道教著作；马克斯·韦伯(Weber)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总框架之下，撰写了《儒教与道教》；厄克斯(Erkes)著《道教的起源》和《道士的起源》等；沃尔夫冈·鲍尔(Wolfgang Bauer)撰《黄石公研究》、《中国和幸福的探索——中国思想史中的天堂和理想国》、《葛洪的内丹学说》和《今日台湾的中国石祖崇拜》等；汉斯·施泰宁格(Hans Steininger)教授，以研究关尹子和《文始真经》著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的道学研究在世界上也是颇受关注的。据秋月观瑛主编《道教研究的进展》所载，仅道教与中国文学一项的论著就达8000余种。在韩国，由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学者们向来也重视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李景圭被认为是韩国道教研究的先行者，其长达600卷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内容包括《道教仙书道经弁证说》、《东国道教本末弁证说》、《灵宝真灵位业图弁证说》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与学术价值；李景圭的主要继承者李能和以汉文撰写的《朝鲜道教史》在朝鲜思想史、道教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都珧淳一生颇为勤奋，撰有《崔孤云的道教思想》、《韩国的神仙思想》、《风流道与神仙思想》等重要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逐步展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道家道教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本土的道学传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新型学科角度观察、研究道学的著述活动也逐步兴起。

1901年至1949年以前，中国的道学研究处于萌芽或者奠基阶段，这时候的研究人员和成果是比较稀少的。如刘师培、刘咸炘、翁独健、汤用彤、王明、蒙文通、陈国符、陈寅恪、许地山、傅勤家等人只是在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时，附带作一点道教文化研究。从当时的一些论著署名情况来看，在这半个世纪里，大约仅有160人曾经作过道教研究方面的工作。而这种研究全都是自发的，分散的，未能有组织和有计划地开展研究。从总体来看，虽然涉及许多问题，但主要集中在《道藏》源流、早期道教的历史和外丹术等几个方面。文章不多，专著更少，据粗略统计，这段时间的道家与道教论文不会超过200篇。此外，尚有一些工具书和校勘性、考证性的论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师培的《读道藏记》，该文于1911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第7卷第1-5期；黄季刚《仙道平论》，1914年发表于《雅言》第1卷第2期；许地山的《道家思想与道教》，1927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2期；许地山的《道教之根本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1935年发表于《读书季刊》第1卷第2期；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3年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册；汤用彤的《读太平经所见》，1935年发表于《国学季刊》第5卷第1期；胡适的《陶弘景的真诰考》，1935年发表于《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1937年文展阁印行；蒙文通辑佚《老子成玄英疏》和《老子李荣注》，并写有《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辑校老子李荣注跋》和《坐忘论考》、《陈碧虚与陈搏学派——陈景元老子、庄子注校记附陈图南学谱》等文，刊登在1948年《图书集刊》第8期；王明撰有《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老子河上公章句考》，分别刊载于1948年《史语所集刊》第18本、第19本、第20本和《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吕思勉的《道教起源杂考》，1941年发表于《齐鲁学报》第2期；陈垣的《李志常之卒年》，1943年发表于《辅仁学志》第1-2期；王明《论老子与道教》，1948年发表于《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59期；蒙文通《晚周仙道分三派考》，1949年发表于《图书集刊》第8期。这些论著虽然不多，但对于我国的道学研究而言则具有特别重要的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