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道教“三一”观新解(4)

教煌研究 万毅

2014-12-26 10:36:57

《升玄内教经》的上述“三一”说所云“三一者,向道初门,未入真境”,也表明了该经对于“三一”与“真一”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在《升玄内教经》看来,“三一”为“向道初门”,亦即为通向得道的门径。既为门径,也就属于“方便”说法。“未入真境”,则说明,“三一”仅仅作为通向理想与旨归的门径,还未达到理想与旨归所要求的目的与境界。其理想的目的与旨归的境界,即“真境”,应即是得道的“真一”境界。前引《玄门大论三一诀》亦云:“昔者小乘以三一为定境,义极于有;今大乘以三一为智慧,义在于空。”也就是说,小乘昔说之失,在于将“三一”作为一种确然入定的境界,这是一种偏滞于“有”的教法。而大乘今说则以“三一”为智慧,亦即作为一种认知能力,表现出“空”的义趣。这当然是一种以“空”遣“有”的说法。但这说明,小乘昔说作为目标追求的“三一”教理,在大乘今说中已经降格为追求目标的手段。今昔“三一”之说理趣的高下,从哲学意义上讲是不判自明的。这也反映了大乘今说对小乘昔说的超越。前引《玄门大论三一诀》又云:“昔以三为气观,果则近极三有;今以一为神观,果则远极道场”,所谓“道场”,亦指得道的境界。又引《洞神经》释“守三一”云:“知虚无空者为大乘,守神练形者为中乘,守气含和者为小乘。”则“以三为气观”的昔说,亦即“守气含和者”,是为小乘。按道教之前的方士所行诸种道术中,有吐纳导引养气一派,后为道教所吸纳;东汉末季所传佛教禅法则有持息念者,属小乘禅观;东晋初年葛洪所著《抱朴子》中又记有胎息之法,俱与呼吸练气有关。盖此类固然即应属于“以三为气观”之“守气含和”的小乘昔说。“以一为神观”之今说,则又分有高下两类。其中一类“守神练形者为中乘”。道教之前的神仙家欲求“保性命之真”。固需精神内守;而东汉末季之太平道也有承自先秦道家的“守一”之法;后来的道教上清派中又有思神存真之术,这些方法虽都与“守一”或“神观”有关,但目的均为“守神练形”,其理想旨趣不过为求得有形之神仙,所得究竟不脱“近极三有”之果,与“彰言辩空”的道性“虚无空”的大乘之道相去甚远。就其形式来说,此类貌似大乘;就其内容而言,则实为中乘;就其旨趣境界来看,究竟并未超出小乘的极致。另一类“以三一为智慧”,能“即色辩空”,故可“知虚无空者”,所得之果,“远极道场”,亦即达到“与道合德”之“真一”得道境界,这才是大乘今说“以一为神观”的“三一”观念的真正含义。

四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约与隋代佛教天台宗智大师提出其新的大乘禅观的同时,道教方面也提出了自己以“一”为神观的修行法门。同时,这又从另一方面证实,《升玄内教经》中所讲的“三一”与“真一”,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三一”之法作为追求“真一”得道境界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只不过在道教的所谓“大乘今教”看来,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是一种“不一不异”,即矛盾的双方相互之间循环否定,并超越任何偏执的中道统一。就“三一”与“真一”的定位而言,《升玄内教经》依然承袭了其以前道教上清派的传统,但对“三一”的阐释,则又反映出当时道教重玄学思潮的理论旨趣。特别是“以三一为智慧”的大乘今说的提出,更反映出道教重玄学说“智慧解脱”与“理性超越”的哲理化色彩。

《升玄内教经》大约在北周中期传入北方地区,甚得时人重视,北周武帝设通道观齐一儒道释三教之后编纂的大型道教类书《无上秘要》中即见大量征引有该经的内容[9]。《正统道藏》所收今本《无上秘要》已非完帙,仅余原本三分之二的内容。P.2861号敦煌写卷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所写《无上秘要目录》,其中义类品例第四十科中有“守三一品”,但其具体内容为今本《无上秘要》所佚[10],故我们无从判断其中是否征引了《升玄内教经》的经文,但在随后完成天下一统的隋代,《升玄内教经》对“三一”观念的阐释及其内容为《玄门大论三一诀》所引用以印证其“大乘今说”的事例,则说明这部经典在南北朝末季到隋代的道教重玄学派的义学理论体系中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而透过《升玄内教经》这部被认为是“义该双遣,理贯重玄”[11] 的道教典籍在南北朝末季到隋唐时期的传播,我们也看到在南朝玄学风尚的影响下,受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特别是中观理论的启迪和激发而兴起的道教重玄学在隋唐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流行状况,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由陈寅恪先生揭示[12],并经唐长孺先生进一步论述的我国中古历史进程的“南朝化”倾向[13]

【注释】

① 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图录编),东京,福武书店1978、1979年版;山田俊:《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99年版;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姜伯勤:《敦煌道书中南朝宋文明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期;《敦煌本宋文明道教佚书研究》,《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卢国龙:《中国重玄学》,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5~67页。砂山稔:《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第204~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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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约与隋代佛教天台宗智大师提出其新的大乘禅观的同时,道教方面也提出了自己以“一”为神观的修行法门。同时,这又从另一方面证实,《升玄内教经》中所讲的“三一”与“真一”,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三一”之法作为追求“真一”得道境界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只不过在道教的所谓“大乘今教”看来,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是一种“不一不异”,即矛盾的双方相互之间循环否定,并超越任何偏执的中道统一。就“三一”与“真一”的定位而言,《升玄内教经》依然承袭了其以前道教上清派的传统,但对“三一”的阐释,则又反映出当时道教重玄学思潮的理论旨趣。特别是“以三一为智慧”的大乘今说的提出,更反映出道教重玄学说“智慧解脱”与“理性超越”的哲理化色彩。

    《升玄内教经》大约在北周中期传入北方地区,甚得时人重视,北周武帝设通道观齐一儒道释三教之后编纂的大型道教类书《无上秘要》中即见大量征引有该经的内容[9]。《正统道藏》所收今本《无上秘要》已非完帙,仅余原本三分之二的内容。P.2861号敦煌写卷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所写《无上秘要目录》,其中义类品例第四十科中有“守三一品”,但其具体内容为今本《无上秘要》所佚[10],故我们无从判断其中是否征引了《升玄内教经》的经文,但在随后完成天下一统的隋代,《升玄内教经》对“三一”观念的阐释及其内容为《玄门大论三一诀》所引用以印证其“大乘今说”的事例,则说明这部经典在南北朝末季到隋代的道教重玄学派的义学理论体系中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而透过《升玄内教经》这部被认为是“义该双遣,理贯重玄”[11] 的道教典籍在南北朝末季到隋唐时期的传播,我们也看到在南朝玄学风尚的影响下,受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特别是中观理论的启迪和激发而兴起的道教重玄学在隋唐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流行状况,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由陈寅恪先生揭示[12],并经唐长孺先生进一步论述的我国中古历史进程的“南朝化”倾向[13]

    【注释】

    ① 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图录编),东京,福武书店1978、1979年版;山田俊:《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99年版;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姜伯勤:《敦煌道书中南朝宋文明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期;《敦煌本宋文明道教佚书研究》,《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卢国龙:《中国重玄学》,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5~67页。砂山稔:《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第204~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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