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术汇聚的阶段，晚唐至北宋。安史之乱后，与李唐王朝由盛入衰相适应，道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虽然仍维持着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盛丽色彩，但已经略有下降。这一时期，受政治失范，社会失序的影响，在道的阐释方面，皇道之宗取得了与重玄之宗并驾齐驱的地位，并比前一阶段有更多的思想活力。重玄之宗、无为之宗和皇道之宗之间的融和比前一时期得到了加强和深化。在术的方面，斋醮祈禳等等神道设教之术由于政治离乱而失势。外丹术明显由盛转衰，内丹术逐渐得到重视而取代了此前外丹术的优势地位。内丹术深刻影响了道教理论的发展，使得道教关注的重心由外在的天道自然向心性义理方面转化。经过一批道教学者们的努力，道教诸术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了，道与术之间初步达到了融合。五代十国的战乱，给道教的教团组织和经典文献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好在五代十国历时不算太长，道教在北宋同样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得到了推崇，道教的神道设教之术继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此一时期，还有两件在道教史上不能忽略的大事，一是《道藏》的编撰，产生了《大宋天宫宝藏》和其节缩本《云笈七签》。二是涌现了一大批道教理论家，如杜光庭、陆希声、无能子，以及钟吕——陈抟学派的钟离权、吕洞宾、施肩吾、陈抟、谭峭、刘海蟾、张无梦、陈景元等等。这些道教理论家的工作使道教理论变得光彩夺目，为下阶段道与术的圆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他们还对此后的文学艺术等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是道教史上一个承上启下，介乎道教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的中间阶段，它既承上总结了前一个道教高峰时期的成果，又开启了下一个道教高峰时期的来临，具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是道教发生第二次重大转变的时期，即从外丹道教向内丹道教转变。

道、术圆融的阶段，南宋至明代中期。这一时期，道的阐释更富有形而上的玄理韵味，有明显的向老庄道家复归的色彩，当然，这种复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否定之否定。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尤其是吸纳融汇了不少道家、道教思想精华在内的朱熹哲学，在南宋末年以后地位逐渐升高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受其影响，道教学者们的理论成果几乎达到了专业哲学家的水平，道教理论达到了颠峰，对道的阐释也达到了完全成熟。在术方面，外丹术继续衰落，内丹术成为主流。王道之术向伦理学方面转化，以北宋时期产生的《太上感应篇》为代表的一大批道教劝善书产生和广泛流传，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符箓斋醮等神道设教之术，在南宋时期的短暂失势之后，因天师道——正一道一系在元代受到重视，并适应内丹学鼎盛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而得到很大的发展，进而转化为科仪之学。总之，在术的方面，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点是因应新的政治、社会形势而进行整合与深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对修道之术的系统的选择、改造的不同，产生了不少新的道教宗派、派系，这些宗派、派系在生存实践中为历史所选择、淘汰，或被合并、或分化，或消失。这一时期，是道教文学艺术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的时期。道教向民间普及的程度也比较大。此外，这一时期道教各派的理论、教义，由于相互之间密切的交流、汲取而缩小，各派之间理论上的争论很少，在修习方术上则互有贬斥。南宋时期出现的神霄派、清微派和龙虎宗等符箓派都很重视内丹修炼，强调内丹修炼是行法的基础，符箓祈禳必须与内丹修炼结合起来。以内丹修炼为主的全真道道士也兼习符箓祈禳的法术。这种互相汲取推进了元代晚期之后道教的融合，是各派逐渐合并为正一和全真两大宗派的原因之一。这表明道教知识体系——道教学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

循道化术的阶段，明代中期以后。这一时期，对道的阐释，由于前一阶段已达到了颠峰，没有比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思考，难以在短时间之内有新的突破，因而这一时期对道的阐释，基本上是因循前人，没有明显的创新，在义理方面则紧密联系术的情况作了一些归纳、综合和条理化的工作，偶尔也有一些智慧的火花爆发出来。在术的方面，道教在此前已经把中国古代所有的方技、术数等都纳入了自己的括囊中，创制新术的可能性不大了。剩下能做的就是把各种术进行精致、深入的研究和熟练的运用。明代中期之后，理性主义思潮日益高涨，传统的符箓斋醮等之术已不太符合人们的心理特点，注重符箓斋醮的正一道日益衰落下去；注重清修的全真道则尚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伍冲虚、柳华阳、李涵虚、刘一明、傅金诠、陆西星等一批有影响的高道，为内丹术的学理化、条理化、系统化、公开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内丹术还渗透到武术、中医药等领域中去，与它们结合起来而得到了发展。内丹术至此完全转化成为内丹学。明末政治动乱，满清入关，严重打乱了中国社会本该有的向商品经济社会过渡的进程，以符箓斋醮为主的正一道曾经被作为满清贵族收化人心的工具使用了一段时间，但也因与社会的理性思潮背道而弛而见效不佳，导致其地位每况愈下，到嘉庆年间被完全赶出朝廷，道教从此与政治隔绝。与此同时，明末清初，道教容纳了一批反清复明之士，由此而使民间道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遭受清廷的残忍镇压后沉寂下去。嘉庆以后，清代政治腐败，清王朝由盛入衰，深受道教影响的民间宗教被作为民众暴动和农民起义的宣传组织工具，这使道教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回复到汉魏晋时期作为政治反叛者的角色，在民间有所发展。进入二十世纪，道教受到西方传入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强力冲击，政治境遇没有明显的改善。1949年以后，道教在台湾、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情况有所不同。台湾、香港、澳门的道教走向世俗化，开始兴办文教、慈善事业，匡正人心，积极参与社会，弘杨道教。在中国大陆，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道教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宗教政策后，道教开始得到发展。即便是全真道的贡献，站在道教史的高度来看，这一时期的独到贡献也不算太多。所以，综合这些方面来看，就总体而言，道教处于衰落时期。这一时期，正一道与全真教相互之间在行法上的融合已经几无差别，做功德、行香火成为道士谋生的手段，做道士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

诠道改术的阶段，未来。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生存了近两千年，今后当然还会有存在的生命力，其生命力的强弱取决于道教界在对道的阐释上能否因应西方哲学的挑战而符合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需要，还取决于道教界对自己的术的改造。一部分与科学完全违背而且没有太高信仰价值的方术显然只能抛弃，另一部分与科学比较符合的术只能汇并入相关的科学技术学科中去。对那些现在的科学技术仍然不能加以判断真伪正错，不能轻易否定的术，还可以本着科学精神或根据道教的信仰加以发展。有些术，如王道之术、伦理之术，其中也有一些精粹，例如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的伦理思想，可以与现代社会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后得到生存和发展。进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把新的对道的阐释和对术的使用结合起来，使得形而上的道能够落实到形而下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为人的生存活动开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给紧张或伤痛的心灵予舒缓和慰藉，为人提供信仰。总体而言，道教要复兴，就必须来一个整体性的改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艰巨繁难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