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创全真教是以钟吕的内丹学为基础，吸取禅学和儒学思想，以修炼心性为主要内容，以得道成仙为宗教理想，使道教向道家之学回归，从而达到三教圆融的新境界。这种与钟吕的天然联系，使全真教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借仙扬教，即借助以钟、吕为代表的八仙之名望，宣扬全真教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愈到后期愈发明显。且因全真教的广泛影响，其它道教流派也都以钟、吕等八仙为得道成仙的典范，并借助八仙在民间的深广影响来宣扬本教，提高本教的地位，扩大本教的影响。譬如：《钟吕传道集》收录于《道藏》本《修真十书》和《道藏揖要》(卷集2)中。题名为：“正阳真人钟离权云房述，纯阳真人吕岩洞宾集，华阳真人施肩吾希圣传。”是钟吕内丹派早期着作之一。此书“深达道妙，凡仙家不传之秘，于此尽情掬示，纤悉无隐。循此参修，始无歧误之蔽，能入真仙之境，是诚五祖七真，一切圣贤之要典。”极受后世推崇，在内丹史和道教宗派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钟吕传道集》伪托以钟离权和吕洞宾师徒教学问答的形式撰成，反映了完整的教学过程，包含有大量丰富的道教内丹养生教育、教学思想，值得深入地研究与探讨。又如：元明清之时，许多道教人物纷纷托名钟、吕撰写道教典籍。《道藏》、《藏外道书》等保存有十几种托名钟、吕的典籍。如托名吕洞宾的《太乙金华宗旨》、《黄鹤赋》、《百句章》、《真经歌》、《鼎器歌》、《采金歌》、《吕祖北斗九皇丹经》（上中下三卷）、《金玉宝经》、《十六品经》、《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醒心真经》、《孚佑帝君吕纯阳祖师三世因果说》、《纯阳吕真人药石制》等等。

3、南北合宗。入元以后，金丹派南、北（全真道）二宗，经过较长时期的认同，已逐渐产生合并二宗的要求，至元代中期以后，二宗合并的条件业已成熟。本属南宗、而自认为北宗正统的陈致虚，自然成为南、北二宗合并之中介与积极推动者。他在《金丹大要》里构造了一个金丹法统，为二宗合并提供了共同尊祀的祖师谱系，谓：“华阳玄甫、云房、洞宾授受以来，深山妙窟，代不乏人，……燕相（刘）海蟾受于纯阳（吕洞宾），而得紫阳（张伯端），以传杏林（石泰），紫贤（薛道光）、泥丸（陈楠），海琼（白玉蟾），接踵者多。我重阳翁（王喆）受于纯阳，而得丹阳（马钰），全真教立，长春（邱处机）、长真（谭处端）、长生（刘处玄）、玉阳（王处一）、广宁（郝大通）、清静（孙不二）诸老仙辈，枝分接济，丹经妙诀，散满人间”。他将全真道祖师王重阳刘海蟾并列（同师吕洞宾），而把南宗尊奉的张伯端等南五祖作为王重阳的晚辈，显然含有抬高全真、贬降南宗之意。但这种排列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全真势强、南宗势弱的现实，又符合元代皇帝早已封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真君”、“帝君”的“皇命”，因而后为南北二宗人所接受，成为二宗合并后共祀祖师的基础。可见陈致虚对南北二宗的合并作用颇大。

四、内丹道法的教育目的。

《钟吕传道集》对道教追求长生和升仙的信仰及理论，给予了积极的理解和诠释。根据道教这一得道成仙的宗教教义和信仰，制定了明确的教育目的：“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即通过教育、修炼，人最终要达到升仙的目的。《钟吕传道集》认为：仙有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五等。处于下层的“鬼仙无人求”，处最上层的“天仙亦不敢望”。这样，人仙、地仙和神仙便成为其重要的培养目标。人仙处于仙之二等。他并不像文人笔下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上神仙。“人仙不离于人”，依然居于人世，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人们通过养生教育、学习和修炼，能“形质且固，八邪之疫不能为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地仙层次略高于人仙。其标准是“炼形住世，而得长生不死”，即所谓的“陆地神仙”，他与人仙同处尘世中，也是接受养生教育，不断修炼，保持健康形体，达到长生。三仙之中，独有“神仙者，以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炼形成气……身外有身，脱质升仙，超凡入圣，谢绝尘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 钟吕金丹派，内丹道法之传道主张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把得道、见功的过程划分为三阶段，即小成法，中成法，大成法。具体说，“人仙不出小成法”，“地仙不出中成法”，“神仙不出大成法”。学习、修持是个循序而进，不断进取的过程。钟吕内丹道法，强调学习既要分阶段，又要看到其完整性，要“全于大道”中。“此是三成之数，其实一也，用法求道，道固不难，以道求仙，仙亦甚易。”小、中、大成法贯穿于道，是个统一的过程；学习者不悟大道，不能速成。对于有些始也不悟大道，而欲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者，最终只能落为“清灵之鬼”。

学道者择师，须择明师，不要从盲师。人以生死事大，不能急于求师之人，难择真伪；择师一定要慎重，不可饥不择食，而误交盲师狂友。只有“既闻大道，得遇明师，晓达天地升降之理……方曰道成”。奉道之士，所患者盲师约束；初学道者，由于受其约束，反而更不利于学习真正的内丹成仙道法。如果学道者，或师于辨辞利口，或师于道貌古颜；开始，自谓得遇神仙，最终方知是好利之辈，终不能得道。内丹修持者只有践行才能最后得道成仙，最终在理性高度上把握“道”之真谛。学道者达到“神仙”的程度，未成为“天仙”时，还不是真正的得道，他还必须“传道人间，道上有功，而人间有行，功行满足，受天书以返洞天，是曰天仙。”修持者应把“知”与“行”结合，统一于整个养生修持过程中，明确学的实质在于“行”，行的真谛在于“得”，这样才不偏离正“道”。通过修持，或为人仙、地仙、神仙，即“小成”、“中成”、“大成”，层层升级；至于，成为那类“仙”，那完全在自己。

五、道教的早晚功课。

道士每日上殿朝真、诵念早晚功课经，是道教宫观的常住道士主要的修持形式之一。 何谓道教早晚功课经？功课，是指例行的作业；功课经，指的是课诵的经文；早晚功课经，就是道士们每天早晚两次上殿诵念的经文。宫观中晨钟暮鼓的道教生活，也许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非常清净而悠闲的，令不少世人羡慕不已。其实真正的道教生活，既十分清苦，也十分有规律和节奏。道士们闻钟而起，闻鼓而眠，闻板上殿，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依旧。早期的道教，没有做早晚功课的记载。南北朝时，道教的宫观道士有“常朝仪”，《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私》云：“四众三洞，可旦夕常行，所以谓之常朝”。“常朝仪”的核心部分是礼十方，同后来的以诵念经咒诰为主早晚功课不同。但以天天举行的形式而言，又是十分接近的。明代正续《道藏》中亦无早晚功课的经籍。清代成书的《道藏辑要》收有《清微宏范道门功课》和《太上玄门功课经》等两种，从经名冠以“清微”可知，当是清微派道士传承之经籍，大约出于清代以前。

汉语系佛教的朝暮课诵，又称为“课诵”，是佛教寺院定时念持经咒、礼拜三宝及梵呗歌赞等法事；而且，因为希望从课诵之中获得功德，所以又称为“功课”。因为课诵是佛教寺院僧众日常最基本的宗教修行，是每天早晚必修的，所以称为“朝暮课诵”。 关于课诵的起源，在《法华经》〈法师品〉中，已经有受持法师、读经法师、诵经法师的记载。所以，可以推测我国课诵的风尚，是从西域等地的佛教译经家所传来的。课诵的仪轨与制度，古印度是奉行“三启”仪制，当时普遍讽诵马鸣所作的赞佛诗歌《佛所行赞》，所以首先颂扬马鸣所集的赞佛诗文，其次正诵佛经，最后陈述回向发愿。全部过程是“节段三开”，所以称为“三启”。中国念诵仪制，始创于东晋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轨范，其中制定有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食法，这就是课诵斋粥仪。我国原来便有经咒、梵呗等较为简单的念诵，晋代后发展出忏法，后来陆续有忏法、焰口、水陆等，唱念逐渐复杂。到了唐代马祖道一营建丛林，百丈怀海制定清规，唱念逐渐规范化，尤其在明代，丛林中普遍形成朝暮课诵的制度。明代云栖寺沙门祩宏的《诸经日诵集要》，可以说是现代朝暮课诵的原型。佛教十方丛林的朝暮课诵制度，在明代才较普遍地形成；道教的早晚功课制度，是全真教仿效佛教的十方丛林朝暮课诵制度而建制，因此，可能形成于明代的晚期。明末清初，道教的主要宫观才较普遍地以早晚功课作为一种修持形式。

在中国道教的宫观里，常住道士早晚功课的内容大致是相同的，主要是经、宝诰和神咒等。但随著所属宗派的不同，所在地区的差别，也略有差异。例如：全真教的早课中有颂赞本派祖师的“北五祖诰”、“七真诰”，和“南五祖诰”。正一道龙虎宗的晚课中有颂赞本派祖师的“祖天师宝诰”和“虚靖天师宝诰”，茅山派茅山道院的晚课中有“三茅真君宝诰”等等。道士做早晚功课的程序大致相同，都是以“澄清韵”开始……诵念经、宝诰、神咒等中间部份……以“土地咒”结束。早课的中间部份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如《凈心神咒》等各种咒；二是，如《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等几部经；三是，如《玉清宝诰》等各种宝诰。晚课的中间中间部分，一般是诵念如《道德经》等几种经。清代时，宫观的常住道士，日常诵念早晚功课经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让道士早晚悟道，以求常修正道、早日证得仙道果。柳守元《清微宏范道门功课·序》云：“金书玉笈为入道之门，宝诰丹经乃修仙之路。得其门，可以复元真之性；由是路，可以炼不坏之身。是故羽士住丛林，奉香火，三千里行持，十二时中课诵。朝夕朝礼，期上接夫圣真；夙夜输诚，祝永绵夫国祚。”柳守元云：“若能矢志专诚，二六时中，猛勇精进，永无退转，在世端能出世，居尘自可离尘，出入虚无，逍遥宇宙，自由自在，无灭无生，方寸不染，一尘妙用，直超三界。若此者，了自心一念之尘根，脱世上三途之苦厄，履长生之大道，渡苦海之洪涛，禳灾而灾消，祈福而福至，无求不应，有感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