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南宗初祖张伯端籍贯考辨(2)

道教之音 郑为一

2013-07-03 19:18:31

二、雍正御书认可张伯端是临海人对吗?

《台州道教考》写道:其实,张伯端的贯望问题,清雍正皇帝在其御书的《道观碑文》中讲得明明白白:“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11)

然而笔者考证的结论是:这是李卫粗率轻信“临海说”,误导雍正皇帝做出的错误判断。

雍正十二年(1734)御书“敕建崇道观”碑文中确实有这么一句话,“皇帝圣旨口”,成了“临海说”学者称张伯端为临海人的最权威的依据。然而,这却是雍正皇帝受浙江巡抚李卫误导的错误结论,而李卫则是轻信康熙两志的“临海说”所致。也就是说,雍正皇帝这句错话源于清初临海学者编造的假历史,又被现代的“临海说”学者拿来作为历史依据。

雍正皇帝推崇张伯端,十分赞赏他的“三教合一”主张,萌生了在天台重修紫阳道场的心愿,于是在雍正九年(1731)密诏浙江巡府李卫调查天台道场情况。李卫当即委派浙江粮道朱伦瀚借以查勘金清港闸水利工程为题,顺道密往察看,并于同年十月以密摺回复雍正。其中关于张伯端籍贯部份的内容如下:

伊先到天台山,后到府城。考之郡邑旧志,及《赤城》、《一统》诸志,俱载紫阳真人为张用诚,字平叔,乃台之临海籍。惟《天台山志》则载:张伯端,字平叔,天台人,遇仙之后改名用诚,号紫阳。与诸志稍异。但今府城中尚有紫阳楼,传为真人故居,久己改建元坛庙,另起楼于左侧,为仙像以祀。又因真人曾著《悟真篇》,故府治之北有悟真桥,并有悟真坊在于城北。此皆其遗迹。至相传洗浴遁去之处,在临海县西北六十里百步溪。今百步岭之半山,仅存祠屋三间,供有真人石像、题诗碑记。其在天台,惟桐柏宫有真人于此栖真修炼之迹,余无所传。则紫阳真人确为临海人无疑也。(12)

大明一统志(1461)--台州人

他这段言之凿凿的调查报告,粗看似乎颇有道理,细研则感粗率武断。理由是:

1.顺道密察难以深入。

从密摺所言可知,朱伦瀚以去金清途经天台览胜为由,顺便了解紫阳道场情况。在清初天台道教极度衰微的情况下,曾经辉煌的桐柏宫尚有废墟可寻,乡野村舍的紫阳遗迹又有几人说得清楚?府城的紫阳楼不也“久己改建元坛庙”了吗。加上朱伦瀚不明说来意,天台知县朱辉璘又上任伊始(是年刚到任)不了解情况,是很难调查到真实情况的。(13)

2.所考诸志以偏概全。

根据密摺可知,查考过的“郡邑旧志,及《赤城》、《一统》诸志”当有七部。李卫声称:“俱载紫阳真人为张用诚,字平叔,乃台之临海籍。”其实,只有《康熙台州府志》和《康熙临海县志》所载称张伯端为“临海人”。而清《天台山全志》(14)和明《天台山志》(即《天台山方外志》)则明确称张伯端为“天台人”,南宋《嘉定赤城志》称“郡人”,明《一统志》称“台州人”,《康熙天台县志》则未列。也就是说,七部志书有五种说法。称“临海人”与“天台人”各二种,称“郡人”与“台州人” 各一种。而李卫却以偏概全地称:“俱载紫阳真人……乃台之临海籍”,明确称“天台人”的也只是“稍异”而已。其办事之粗率武断,由此略见一斑。

雍正御书道观碑

雍正御书道观碑

3.自述天台竟不提及。

一个人的籍贯,当然自己最清楚。张伯端在其代表作《悟真篇》序中自署“天台张伯端”就是最可靠的史实,而李卫对此竟然只字不提,亦未作任何说明。在古今中外所有论述张伯端籍贯的文章中,粗率到连本人自署都只字不提程度的,李卫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4.遗迹多少不足为凭。

张伯端是长期在府衙任职的天台人。在府城临海长期工作和举家的生活经历,自然会留下较多遗迹。相反,年轻即离家,长期在外谋生和飘零,其家乡反而留迹不多的情况亦属正常。况且所谓遗迹多为后人纪念性命名或建筑,有些尚存异议。(15)

5.结论武断误导雍正。

由以上分析可知,朱伦瀚受委密查天台紫阳道场情况,在所获信息不及临海丰富的情况下,轻信了康熙两志称张伯端是临海人的说法。而李卫对朱伦瀚的回复,不但没有细察其中疏漏不实之处,反而在密摺中想当然地加以粉饰圆润,武断地作出“紫阳真人确为临海人无疑也”的结论。随即将此极具误导性的秘密奏摺,直送雍正皇帝龙案。

李卫是参与雍正继位之争的干将,雍正即位后将其作为心腹委以重任。面对李卫言之凿凿的奏摺,雍正皇帝又怎能不相信呢。于是,就有了“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的御书碑文。张伯端也就成了钦定的“临海人”。雍正本想在天台山重修紫阳道场的心愿,也就分成了三处实施。

李卫这种粗率武断的办事作风,误事害己。说他“误事”,误导雍正皇帝搞错张伯端籍贯只是其中一个事例;说他“害己”,乾隆登基不久即因“办事粗率”被撤职,随即“病死”。(16)

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社会,雍正御书的错误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天台县志》不敢再提张伯端,胆小的齐召南赶忙将《天台山方外志》中的张伯端从天台人改为临海人。王圻的乾隆《续文献通考》、王舟瑶的光绪《台州府志》等则策略地用“台州人”或“郡人”来委婉地否认“临海说”。然而,敢于据实直书的学者还是不少,如纪昀的乾隆《四库全书总目》和储大文的《雍正山西通志》等仍明白无误地将张伯端称为“天台人”。(17)他们的气节令人起敬。

天台山方外志(1601)--天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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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雍正御书认可张伯端是临海人对吗?

    《台州道教考》写道:其实,张伯端的贯望问题,清雍正皇帝在其御书的《道观碑文》中讲得明明白白:“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11)

    然而笔者考证的结论是:这是李卫粗率轻信“临海说”,误导雍正皇帝做出的错误判断。

    雍正十二年(1734)御书“敕建崇道观”碑文中确实有这么一句话,“皇帝圣旨口”,成了“临海说”学者称张伯端为临海人的最权威的依据。然而,这却是雍正皇帝受浙江巡抚李卫误导的错误结论,而李卫则是轻信康熙两志的“临海说”所致。也就是说,雍正皇帝这句错话源于清初临海学者编造的假历史,又被现代的“临海说”学者拿来作为历史依据。

    雍正皇帝推崇张伯端,十分赞赏他的“三教合一”主张,萌生了在天台重修紫阳道场的心愿,于是在雍正九年(1731)密诏浙江巡府李卫调查天台道场情况。李卫当即委派浙江粮道朱伦瀚借以查勘金清港闸水利工程为题,顺道密往察看,并于同年十月以密摺回复雍正。其中关于张伯端籍贯部份的内容如下:

    伊先到天台山,后到府城。考之郡邑旧志,及《赤城》、《一统》诸志,俱载紫阳真人为张用诚,字平叔,乃台之临海籍。惟《天台山志》则载:张伯端,字平叔,天台人,遇仙之后改名用诚,号紫阳。与诸志稍异。但今府城中尚有紫阳楼,传为真人故居,久己改建元坛庙,另起楼于左侧,为仙像以祀。又因真人曾著《悟真篇》,故府治之北有悟真桥,并有悟真坊在于城北。此皆其遗迹。至相传洗浴遁去之处,在临海县西北六十里百步溪。今百步岭之半山,仅存祠屋三间,供有真人石像、题诗碑记。其在天台,惟桐柏宫有真人于此栖真修炼之迹,余无所传。则紫阳真人确为临海人无疑也。(12)

    大明一统志(1461)--台州人

    他这段言之凿凿的调查报告,粗看似乎颇有道理,细研则感粗率武断。理由是:

    1.顺道密察难以深入。

    从密摺所言可知,朱伦瀚以去金清途经天台览胜为由,顺便了解紫阳道场情况。在清初天台道教极度衰微的情况下,曾经辉煌的桐柏宫尚有废墟可寻,乡野村舍的紫阳遗迹又有几人说得清楚?府城的紫阳楼不也“久己改建元坛庙”了吗。加上朱伦瀚不明说来意,天台知县朱辉璘又上任伊始(是年刚到任)不了解情况,是很难调查到真实情况的。(13)

    2.所考诸志以偏概全。

    根据密摺可知,查考过的“郡邑旧志,及《赤城》、《一统》诸志”当有七部。李卫声称:“俱载紫阳真人为张用诚,字平叔,乃台之临海籍。”其实,只有《康熙台州府志》和《康熙临海县志》所载称张伯端为“临海人”。而清《天台山全志》(14)和明《天台山志》(即《天台山方外志》)则明确称张伯端为“天台人”,南宋《嘉定赤城志》称“郡人”,明《一统志》称“台州人”,《康熙天台县志》则未列。也就是说,七部志书有五种说法。称“临海人”与“天台人”各二种,称“郡人”与“台州人” 各一种。而李卫却以偏概全地称:“俱载紫阳真人……乃台之临海籍”,明确称“天台人”的也只是“稍异”而已。其办事之粗率武断,由此略见一斑。

    雍正御书道观碑

    雍正御书道观碑

    3.自述天台竟不提及。

    一个人的籍贯,当然自己最清楚。张伯端在其代表作《悟真篇》序中自署“天台张伯端”就是最可靠的史实,而李卫对此竟然只字不提,亦未作任何说明。在古今中外所有论述张伯端籍贯的文章中,粗率到连本人自署都只字不提程度的,李卫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4.遗迹多少不足为凭。

    张伯端是长期在府衙任职的天台人。在府城临海长期工作和举家的生活经历,自然会留下较多遗迹。相反,年轻即离家,长期在外谋生和飘零,其家乡反而留迹不多的情况亦属正常。况且所谓遗迹多为后人纪念性命名或建筑,有些尚存异议。(15)

    5.结论武断误导雍正。

    由以上分析可知,朱伦瀚受委密查天台紫阳道场情况,在所获信息不及临海丰富的情况下,轻信了康熙两志称张伯端是临海人的说法。而李卫对朱伦瀚的回复,不但没有细察其中疏漏不实之处,反而在密摺中想当然地加以粉饰圆润,武断地作出“紫阳真人确为临海人无疑也”的结论。随即将此极具误导性的秘密奏摺,直送雍正皇帝龙案。

    李卫是参与雍正继位之争的干将,雍正即位后将其作为心腹委以重任。面对李卫言之凿凿的奏摺,雍正皇帝又怎能不相信呢。于是,就有了“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的御书碑文。张伯端也就成了钦定的“临海人”。雍正本想在天台山重修紫阳道场的心愿,也就分成了三处实施。

    李卫这种粗率武断的办事作风,误事害己。说他“误事”,误导雍正皇帝搞错张伯端籍贯只是其中一个事例;说他“害己”,乾隆登基不久即因“办事粗率”被撤职,随即“病死”。(16)

    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社会,雍正御书的错误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天台县志》不敢再提张伯端,胆小的齐召南赶忙将《天台山方外志》中的张伯端从天台人改为临海人。王圻的乾隆《续文献通考》、王舟瑶的光绪《台州府志》等则策略地用“台州人”或“郡人”来委婉地否认“临海说”。然而,敢于据实直书的学者还是不少,如纪昀的乾隆《四库全书总目》和储大文的《雍正山西通志》等仍明白无误地将张伯端称为“天台人”。(17)他们的气节令人起敬。

    天台山方外志(1601)--天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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