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南宗初祖张伯端籍贯考辨(4)

道教之音 郑为一

2013-07-03 19:18:31

四、张伯端真的只有临海立传天台无吗?

《台州道教考》写道:再则,临海历代所能见到的《县志》均记载有张伯端及其生平,而天台没有。(23)

然而笔者考证的结论是:旧中国是临海县志有张伯端传而天台没有,新中国则是天台县志有张伯端传而临海没有。

“临海说”学者声称的“县志记载说”极具误导性。他误导了李卫进而误导了雍正,也使古今许多学者感到困惑。但只要深入研究一番,便会发现此说貌似有理实则不然。因为:

首先,“历代临海县志都为张伯端立传,而天台没有”的观点本身,就有失偏颇。事实上,入清以来的旧中国,确实是临海县志为张伯端立传而天台没有;然而在新中国,却是天台县志有张伯端传而临海没有。

其次,仅从人物传记有无而不细究其中原由就下结论,显然过于粗率。

那么,为什么旧中国的志书中会出现“天台张伯端”在临海立传而天台反而没有的反常情况呢?只要看一下立传的过程就明白了:

1.临海府县联手,编造张伯端传记

道教南宗初祖张伯端籍贯考辨

康熙临海县志(1683)--邑人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临海县与台州府的志书中首次出现了张伯端是临海人的提法。洪若皋编纂的《康熙临海县志》对张伯端是这么记载的:

张用诚,邑人,宇平叔。为府吏,性嗜鱼。在官办事,家送膳至,众以其所食鱼戏匿之梁间。平叔疑其婢所窃,归扑其婢。婢自经死。一日,虫自梁间下,验之,鱼烂虫出也。平叔乃喟然叹曰:“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因赋诗云:“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半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先是郡城有盐颠,每食盐数十斛,平叔奉之最谨。临别嘱曰:若遇难但呼“祖师”三声即解汝厄。后械至百步溪,天炎浴溪中,遂仙去。至淳熙中,其家早起,忽有一道人进门坐中堂,叩其家事历历,随出门去,人以平叔归云。百步岭旧有紫阳真人词,扁云紫阳化身处。今废。

按:旧志及一统志载,用诚临海人,曾入成都,遇真人刘海蟾得金丹术,归粹成秘诀八十一首,号悟真篇。授扶凤马默曰:平生所学尽在此矣。年九十九趺坐而化去,有尸解颂。此化身后事。(24)
洪若皋深知,县志要把“天台张伯端”写成“临海籍”除了下手要快,更要得到府志的支持。恰好此时主纂《康熙台州府志》的冯甦也是临海人,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编造了张伯端的生平事迹,凑成人物传记。所以,同年刊刻的冯甦主纂《康熙台州府志》所载张伯端传记,其主体部份与《康熙临海县志》几乎一字不差。(25))

说张伯端传记是编造,也就是严重失实,是有充分依据的:

首先,该传记的文字主体是“窃鱼”案。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与张伯端的生平似乎十分契合,致使许多读者信以为真。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经过加工的传说故事而已。其“赋诗”更是张冠李戴,实为元朝福建廉访使密兰沙所作的求仙诗。(26)

笫二,所载“盐颠”情节荒诞不堪,纯属民间传说。若张伯端如是仙去,何来成都得道悟真问世?(27)

第三,所谓的“旧志及一统志载,用诚临海人”的说法,更是空穴来风。至今,人们还没有发现此前有任何将张伯端(用诚)说成临海人的记载。《一统志》则基本沿袭《赤城志》提法,称张伯端为台州人。

民国续台州府志(1936)--郡人,并批康熙两志非事实

康熙府县两志对张伯端的记载,以传说为史实,甚至张冠李戴编造事实的做法,为后志所不取。如:三十二年后(1715)台州知府张联元编纂的《天台山全志》,就重新将张伯端改为“天台人”。

也许是碍于雍正“临海说”的缘故吧,清王舟瑶编纂的《光绪台州府志》和喻长霖的《民国台州府志》只是改称“郡人”而没有直称“天台人”, (28) 但明确否定康熙两志关于张伯端的记载,在《考异》中批评道:“康熙旧志与临海志等载……非事实也,故不敢从”。(29)

民国临海县志(1934)--缨络街人,并批康熙两志谬误

即便在临海,有识之士亦不盲从。如:编纂《光绪临海县志》的叶书评价说:“若皋订坠拾遗,为功不浅,然疏阙之弊,间亦有之”。(30)民国何奏簧编纂的《临海县志》,在张伯端传中就删去“临海”二字,只称“缨络街人”(南宋翁葆光《悟真篇注疏》称天台缨络街人)。并评曰:“此事《嘉定赤城志》不载,未知何所本。而诗为至顺(1330—1333)间福建廉访使密兰沙求仙之作,……并刊其谬如右”。(31)

至于新中国的《临海县志》,则更加旗帜鲜明地否认康熙两志,认定其关于张伯端所载难以为据,并悉数删除,不予立传。(32)

2.天台势单力薄,被迫放弃为紫阳立传

《康熙临海县志》与《康熙台州府志》串通一气编造张伯端生平,甚至不惜用谎言欺世,不顾一切地把天台张伯端打造成临海人。相反地,真正张伯端故乡的《康熙天台县志》却没有给张伯端立传,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答案只有一个:被迫放弃。

诚如樊光春先生所言,作为天台县的修志者,决不会坐视他县滥记天台名人的。然而,临海是府治所在的大县,本身就比天台强势,更有临海人冯甦掌控着纂编府志的话语权。他们府、县联手硬将张伯端写成临海人。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封建社会,小县天台抗议的微弱声音根本不起作用,迫使天台最终放弃了为张伯端立传的希望。

即便是近年,2010年版《台州市志》,照样不顾十五年前《台州地区志》和县志均已确认张伯端为天台人、此后亦无新据的情况下,硬将“天台张伯端”写成是临海人。(33) 天台虽然不会坐视市志滥记,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市志带着谬误照样流传于世,奈何?!

《康熙天台县志》没有顶住压力为张伯端立传,诚为憾事。到了雍正九年,雍正皇帝发愿要在天台为紫阳修建道场。奉诏密查天台道场的浙江巡府李卫,却被康熙两志误导,并进而误导雍正轻信了“临海说”。皇帝定调了,天台还敢说“不”吗?!从此,天台彻底丧失了为张伯端重新立传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社会,会出现“天台张伯端”在临海立传而天台反而没有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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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南宗初祖张伯端籍贯考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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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张伯端真的只有临海立传天台无吗?

    《台州道教考》写道:再则,临海历代所能见到的《县志》均记载有张伯端及其生平,而天台没有。(23)

    然而笔者考证的结论是:旧中国是临海县志有张伯端传而天台没有,新中国则是天台县志有张伯端传而临海没有。

    “临海说”学者声称的“县志记载说”极具误导性。他误导了李卫进而误导了雍正,也使古今许多学者感到困惑。但只要深入研究一番,便会发现此说貌似有理实则不然。因为:

    首先,“历代临海县志都为张伯端立传,而天台没有”的观点本身,就有失偏颇。事实上,入清以来的旧中国,确实是临海县志为张伯端立传而天台没有;然而在新中国,却是天台县志有张伯端传而临海没有。

    其次,仅从人物传记有无而不细究其中原由就下结论,显然过于粗率。

    那么,为什么旧中国的志书中会出现“天台张伯端”在临海立传而天台反而没有的反常情况呢?只要看一下立传的过程就明白了:

    1.临海府县联手,编造张伯端传记

    道教南宗初祖张伯端籍贯考辨

    康熙临海县志(1683)--邑人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临海县与台州府的志书中首次出现了张伯端是临海人的提法。洪若皋编纂的《康熙临海县志》对张伯端是这么记载的:

    张用诚,邑人,宇平叔。为府吏,性嗜鱼。在官办事,家送膳至,众以其所食鱼戏匿之梁间。平叔疑其婢所窃,归扑其婢。婢自经死。一日,虫自梁间下,验之,鱼烂虫出也。平叔乃喟然叹曰:“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因赋诗云:“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半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先是郡城有盐颠,每食盐数十斛,平叔奉之最谨。临别嘱曰:若遇难但呼“祖师”三声即解汝厄。后械至百步溪,天炎浴溪中,遂仙去。至淳熙中,其家早起,忽有一道人进门坐中堂,叩其家事历历,随出门去,人以平叔归云。百步岭旧有紫阳真人词,扁云紫阳化身处。今废。

    按:旧志及一统志载,用诚临海人,曾入成都,遇真人刘海蟾得金丹术,归粹成秘诀八十一首,号悟真篇。授扶凤马默曰:平生所学尽在此矣。年九十九趺坐而化去,有尸解颂。此化身后事。(24)
    洪若皋深知,县志要把“天台张伯端”写成“临海籍”除了下手要快,更要得到府志的支持。恰好此时主纂《康熙台州府志》的冯甦也是临海人,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编造了张伯端的生平事迹,凑成人物传记。所以,同年刊刻的冯甦主纂《康熙台州府志》所载张伯端传记,其主体部份与《康熙临海县志》几乎一字不差。(25))

    说张伯端传记是编造,也就是严重失实,是有充分依据的:

    首先,该传记的文字主体是“窃鱼”案。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与张伯端的生平似乎十分契合,致使许多读者信以为真。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经过加工的传说故事而已。其“赋诗”更是张冠李戴,实为元朝福建廉访使密兰沙所作的求仙诗。(26)

    笫二,所载“盐颠”情节荒诞不堪,纯属民间传说。若张伯端如是仙去,何来成都得道悟真问世?(27)

    第三,所谓的“旧志及一统志载,用诚临海人”的说法,更是空穴来风。至今,人们还没有发现此前有任何将张伯端(用诚)说成临海人的记载。《一统志》则基本沿袭《赤城志》提法,称张伯端为台州人。

    民国续台州府志(1936)--郡人,并批康熙两志非事实

    康熙府县两志对张伯端的记载,以传说为史实,甚至张冠李戴编造事实的做法,为后志所不取。如:三十二年后(1715)台州知府张联元编纂的《天台山全志》,就重新将张伯端改为“天台人”。

    也许是碍于雍正“临海说”的缘故吧,清王舟瑶编纂的《光绪台州府志》和喻长霖的《民国台州府志》只是改称“郡人”而没有直称“天台人”, (28) 但明确否定康熙两志关于张伯端的记载,在《考异》中批评道:“康熙旧志与临海志等载……非事实也,故不敢从”。(29)

    民国临海县志(1934)--缨络街人,并批康熙两志谬误

    即便在临海,有识之士亦不盲从。如:编纂《光绪临海县志》的叶书评价说:“若皋订坠拾遗,为功不浅,然疏阙之弊,间亦有之”。(30)民国何奏簧编纂的《临海县志》,在张伯端传中就删去“临海”二字,只称“缨络街人”(南宋翁葆光《悟真篇注疏》称天台缨络街人)。并评曰:“此事《嘉定赤城志》不载,未知何所本。而诗为至顺(1330—1333)间福建廉访使密兰沙求仙之作,……并刊其谬如右”。(31)

    至于新中国的《临海县志》,则更加旗帜鲜明地否认康熙两志,认定其关于张伯端所载难以为据,并悉数删除,不予立传。(32)

    2.天台势单力薄,被迫放弃为紫阳立传

    《康熙临海县志》与《康熙台州府志》串通一气编造张伯端生平,甚至不惜用谎言欺世,不顾一切地把天台张伯端打造成临海人。相反地,真正张伯端故乡的《康熙天台县志》却没有给张伯端立传,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答案只有一个:被迫放弃。

    诚如樊光春先生所言,作为天台县的修志者,决不会坐视他县滥记天台名人的。然而,临海是府治所在的大县,本身就比天台强势,更有临海人冯甦掌控着纂编府志的话语权。他们府、县联手硬将张伯端写成临海人。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封建社会,小县天台抗议的微弱声音根本不起作用,迫使天台最终放弃了为张伯端立传的希望。

    即便是近年,2010年版《台州市志》,照样不顾十五年前《台州地区志》和县志均已确认张伯端为天台人、此后亦无新据的情况下,硬将“天台张伯端”写成是临海人。(33) 天台虽然不会坐视市志滥记,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市志带着谬误照样流传于世,奈何?!

    《康熙天台县志》没有顶住压力为张伯端立传,诚为憾事。到了雍正九年,雍正皇帝发愿要在天台为紫阳修建道场。奉诏密查天台道场的浙江巡府李卫,却被康熙两志误导,并进而误导雍正轻信了“临海说”。皇帝定调了,天台还敢说“不”吗?!从此,天台彻底丧失了为张伯端重新立传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社会,会出现“天台张伯端”在临海立传而天台反而没有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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