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晨觀本《茅山志》還有笪志漏載的相當一些明代崇禧宮道士﹕洪武初至永樂間崇禧宮道士王宗旦，洪武初選神樂觀供祀，永樂間預修《永樂大典》。嘉靖二十三年崇禧宮住持陳真俊、提舉張文錦。此外，玉晨觀本《茅山志》還記載了如下明代崇禧宮道士﹕華陽洞副靈官鄒心還，華陽洞副靈官洪東澗，華陽洞副靈官劉碧山，華陽洞副靈官徐友雲，華陽洞副靈官王太愚，華陽洞副靈官陳玉漢，華陽洞副靈官徐閑遠，崇禧宮道士丁玉輝，崇禧宮道士、武當山紫霄宮提舉董月海，崇禧宮道士張永祥。根據上面的材料，明代崇禧宮已知道士三十四人。其中除了使用字號或俗名而不知其法名或道號者外，明代崇禧宮道士有“宗”字輩一人、“希（虛）”字輩一人、“與”字輩二人、“真”字輩一人、“可”字輩二人、“思”字輩一人、“本”字輩一人、“大（太）”字輩一人、“必（心）”字輩一人、“文”字輩一人、“紹”字輩一人、“玄”字輩四人。皆合二茅真君清微派譜。從明初洪武初年的第一代“宗”字輩開始，傳承到嘉靖三十年第三十一代的“玄”字輩。

除了清微派字輩外，去除用字號或俗名記載的一些道士，崇禧宮還有一些道士的字輩並不合清微派，反而合靜一法派的派譜，如朱守[宀+昔]、徐友雲、張永祥，他們只合靜一法派的“守”、“友”和“永”字輩。加之，笪蟾光《茅山志•道秩考》記載了清順治十七年（1660）崇禧宮道士、華陽洞副靈官張光福。而笪志所開列的康熙十年（1671）茅山各宮觀住持助刻笪蟾光《茅山志》的名單中，有崇禧宮住持秦永承。他們的名字也同樣並不合清微派譜，而只符合靜一法派的“光”、“永”字輩。這樣看來，崇禧宮在傳承清微派的同時，也傳承靜一法派。如果這一推測是正確的，那麼，上述崇禧宮清微派字輩中“宗”字輩、“真”字輩、“思”字輩、“本”字輩、“大（太）”字輩、“必（心）”字輩、“紹”字輩、“玄”字輩中，是否有靜一法派的道士，也很難說。而且，前面所引用的華陽洞道吏龔承壽、史世倇、呂以文的資料，其中或許也有崇禧宮靜一法派的道士。因此，我們可以說崇禧宮在明代既傳承二茅真君清微派，也傳承靜一法派。曾召南先生據上述笪志助刻名單中崇禧宮八位住持的名字，而判斷康熙十年崇禧宮所傳為清微派。這大致是準確的。但我們上面也引述到，笪蟾光《茅山志•道秩考》還記載了清初崇禧宮道士張光福、秦永承，他們應該是傳承靜一法派的。也就是說，清初崇禧宮以傳承清微派為主，兼傳靜一法派。清初的情形應反映明代後期的狀況，我們因此可以修正上面的說法﹕崇禧宮在明代傳承以二茅真君清微派為主，但也兼傳靜一法派。

崇禧宮傳承此二正一道派從何時開始？此問題殊不易回答。元延祐七年（1320）崇禧宮住持陳志新對《元仁宗賜號崇禧萬壽宮敕》的上表答謝和至治元年（1321）王去疾撰《崇禧宮碑記》，皆提到延祐六年（1319）至七年間崇禧宮住持陳志新。陳志新之名不符二茅真君清微派的字派，反而吻合靜一法派派字。這表明至少在元中葉，崇禧宮已在傳承靜一法派。而元代並未有崇禧宮傳承清微派的證據。根據上文明代傳承的情況，我們有理由推斷，二茅真君清微派至明代才在崇禧宮傳承。如果此推測不誤，那麼，根據元符宮在元代就已傳承靜一法派以及元延祐六年崇禧宮住持陳志新屬靜一法派的情況來看，崇禧宮在傳承清微派之前應該是傳承靜一法派，而靜一法派在崇禧宮的傳承一直到清康熙十年都未中斷。但明代從洪武初起崇禧宮開始傳承清微派，此派的勢力後來居上，超過了靜一法派，成為崇禧宮的主流道派。

曾召南先生據笪蟾光《茅山志》所收清康熙十年資料，斷定九霄宮也傳承靜一法派。我們用其他材料，可以發現該宮傳承靜一法派早在明代就開始了。萬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間九霄官住持是江應宣。 萬曆三十一年九霄官有住持周應鑾、陳應章、徐忠、周寶寧、虞寶芝、尹寶茹。自然，除了徐忠是俗名之外，其餘名字都是靜一法派的字輩。

尤為難得的是，玉晨觀本《茅山志》還記載了茅山其他宮觀法派傳承的情況。先來看積金山菴。正德元年至六年間有道士唐思義。正德元年至嘉靖十五年間有道士白達。弘治至嘉靖十五年間有道士陳真福、周真益，為白達徒弟。嘉靖十五年有道士周應乾、孔應清、史應泰，為白達徒孫。由於陳真福、周真益自稱為白達徒弟，白達為其本名，而其字輩當為“紹”。從字輩傳承來看，除了唐思義可能是清微派道士外，積金山菴無疑傳承靜一法派。

其次來看仁祐觀。成化至正德年間仁祐觀有住持鍾宗器，嘉靖十七年有道士謝文晉。靜一法派未有“文”字輩，而清微派卻同時有“宗”字輩和“文”字輩。顯然，明代仁祐觀也傳承清微派，鍾宗器為第一代，而謝文晉為第二十三代。衡以崇禧宮清微派第一代道士王宗旦活動於明初洪武初至永樂年間，而仁祐觀清微派第一代道士卻要至成化間才出現，說明仁祐觀傳承清微派較晚，或許要到明中期成化年間才開始。

再看下泊宮。永樂七年至十一年間下泊宮有道士王文禮，永樂十一年陞任南京神樂觀天壇奉祀。天順年間有道士許祖銘，天順間欽取北京靈濟宮祈禱，陞道錄司左玄義。成化年間有道士胡德海，成化初任職北京靈濟宮，後陞道錄司左玄義和武當山紫霄宮提點。這三人的字輩與二茅真君清微派派譜合。表明下泊宮也在傳承清微派。

還有茅君父母祠，在正德間的道士是鄧光濡。 他也只合靜一法派的字輩。此外，朝真菴嘉靖間的道士是皮惟助。楊世華、潘一德編著《茅山道教志》收錄的《敕真人傳派碑》中的靜一法派的文字，與玉晨觀本《茅山志》的記載，略有出入。玉晨觀本《茅山志》記載的該法派第十四代的字輩是“性”；楊世華主編《茅山道院歷代碑銘錄》所收該碑題為《敕真人法派碑》，第十四代字輩也是“性”；而《茅山道教志》收錄的《敕真人傳派碑》第十四代字輩卻是“惟”。如果不考慮鈔錄和印刷錯誤，那就必須考慮《茅山道教志》收錄的《敕真人傳派碑》與《茅山道院歷代碑銘錄》所收《敕真人法派碑》孰對孰錯。《茅山道院歷代碑銘錄》出版於 2000 年，而《茅山道教志》出版於 2007 年。如果理論上同一作者後出著作應對其前出著作會有所匡正，那麼我們姑且接受《茅山道教志》的記載更準確。此外，胡軍《茅山道樂研究》和 1998年版新編《句容茅山志》收錄的靜一法派派譜也皆作“惟”字而非“性”字。曾召南先生已發現，元至正十三年（1353）元符宮的宮門掌籍道士是虞惟誠。如果以玉晨觀本《茅山志》的記載為準，那麼“惟”字不在靜一法派的派字中。但如果我們接受道教法派由於是口頭相傳而出現一字多寫以至出現訛誤的情況（這種情況不在少數），“惟”字有可能就是某一種寫法的第十四代字輩。虞惟誠是元符宮有職道士，他自然應該屬靜一法派。如果這可以接受，那麼，明代朝真菴道士皮惟助也應傳承靜一法派，因“惟”字僅吻合靜一法派字派。

這裏還要說一下玉晨觀的情況。玉晨觀本《茅山志》所記載的玉晨觀的道士人數，僅次於元符宮和崇禧宮。但玉晨觀的法派卻呈現複雜的情況。玉晨觀本《茅山志》所記載的道士有“希”（“虛”）字輩一人、“道”字輩二人、“可”字輩一人、“太”（“大”）字輩一人、“崇”字輩一人、“繼”字輩一人、“祖”字輩二人。加之，元代玉晨觀也有住持李道元，為“道”字輩。而元至正十年（1350）金鑰撰《玉晨觀記》提及至正九年（1349）玉晨觀主翟正傳（1296-1388）。笪蟾光《茅山志》也記載了翟正傳在玉晨觀活動於元至正元年（1341）至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是為“正”字輩。這樣看來，從元末起至明嘉靖二十一年間，玉晨觀似乎在傳承二茅真君清微派。

但是玉晨觀道士同時也有“存”字輩一人、“清”字輩三人、“明”字輩一人、“啟”字輩二人、“演”字輩一人、“金”字輩一人、“全”字輩一人。而且“祖”字輩傳“清”字輩，“清”字輩傳“明”字輩。查現存各種道教派譜，包括今人王卡編《諸真宗派源流》、瀋陽太清宮所藏《宗派別》、托名劉名瑞（1839-1932）修《南無道派宗譜》所收之《各門宗派詩》、北京白雲觀鈔本《諸真宗派總簿》、嚴合怡編《道統源流》、白永貞編《鐵剎山志》所收之《道教宗派》，皆無按“祖”、“清”、“明”順序排列的派詩。因此，或玉晨觀原傳承二茅真君清微派，後來在傳承清微派的同時又傳承了另一法派；或玉晨觀傳承一支出自二茅真君清微派的支派。具體情形，得等到更多資料的發現才能清楚。

最後，玉晨觀本《茅山志》以及兩則其他材料，還記載了明代茅山宮觀歸屬不明的靜一法派道士“守”字輩六人、“志”字輩五人、“得”字輩一人、“崇”字輩一人、“祖”字輩一人、“光”字輩一人、“紹”字輩七人（其中或有清微派道士）、“真”字輩十人（其中或有清微派道士）、“應”字輩九人、“師”字輩七人、“保╱寶”字輩五人、“友”字輩二人、“永”字輩十人、“仁”字輩五人（其中或有清微派道士）、“世”字輩六人（其中或有清微派道士）、“昌”字輩四人（其中或有清微派道士）、“繼”字輩一人（或為清微派道士）、“端”字輩一人、和“拱”字輩四人。以上這些道士，除三人外，皆出於玉晨觀本《茅山志•明醮典》的“恩例大真人府贊教”名單和“國醮登壇道眾”名單。由於茅山道官和國醮向由元符宮和崇禧宮主導，以上這些不明宮觀歸屬的靜一法派道士，應有相當多的元符宮道士。職是之故，“拱”字輩四位道士中至少有一位應來自元符宮。如果這一推測可以成立，那麼，元符宮在明代從明初的第四代“景”字輩一直傳到嘉靖三十年時的第四十六代“拱”字輩，之後仍在繼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