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妙观一系列的财産及其在南阳的影响力

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在南阳地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建立在下述事实的基础上的，即这座全真道观拥有大量的物质、经济、文化财富，而且多年来都一直参与地方事务，为地方社会服务。上文已述，1861年叛军围城以后，为了修筑南阳城北部的砦堡，张圆璿曾捐助一万三千贯银两。1864年，在完成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提出的、近乎无法实现的命令的过程中，张方丈再次展示了自己迅捷而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两件事足以彰显玄妙观的巨大财力。当然，玄妙观经济实力的凝结是与自身多年来的积累，以及政府的眷顾分不开的。早在1660年代，作为道教丛林的玄妙观，常驻道士就有60馀位。清军征服中原以后，在短短的1656至1665年的几年间，薛清福方丈及其领导的玄妙观就曾举办过三次耗费巨资的黄籙普醮，以超度那些死于战争的南阳民众的亡灵。[65]

到了十九世纪早期，玄妙观已经在整个南阳地区拥有几座下院。它们分别是南阳城东北郊独山上的祖师殿、西南郊的武侯祠和相邻的方城县博望镇的三元宫。到了1813年，南阳玄妙观住庵道士已经接近百人。玄妙观及其下院在南阳地区佔有大量的田産，而且宫观田産的收入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道士开始大肆挥霍、铺张浪费。为此，玄妙观及其下院的领袖和道团开始意识到，必须重新制订宫观清规，从而使“银钱账物不得在外互相捐藉”、避免宫观田産“私行当买”。[66]

到了十九世纪末，玄妙观固定的田産已经多达7700百亩。根据民国早期的统计，絶大多数田産都是这座宫观数个世纪以来获得和积累下来的，剩下的2700亩庙産田，主要是广大信众和资助者捐助的。[67]据说，大量田産的地租足以维持数百位道士的日常之需。玄妙观的大部分田産都是在1850年代早期张宗璿担任监院和方丈期间获得的。在他的有力领导和多年的精心管理下，玄妙观的财富日益增长。当地的政府官员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于1867年夏天拟奏摺将这一事实上报了礼部。[68]

玄妙观佔有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这使得玄妙观方丈有能力通过各种形式的仪式服务和慈善活动，和南阳士大夫精英及地方社会建立广泛的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与此同时，这种联系又进一步提升了玄妙观在当地民众中的声望和知名度。1860年代初，就在张宗璿担任玄妙观监院之后不久，南阳地区遭遇大旱。因此，张方丈率领全真道众在南阳城内遍设粥棚，为灾民提供给养。为了惠及更多的当地民众，张宗璿和玄妙观雇佣了三千馀位劳力，让他们从事各种行业。玄妙观为此给他们发放了五个月的薪酬，使这些人及其家人得以平安度过这场灾荒。

张宗璿经常及时地为小商小贩、商铺老板以及缙绅家庭（literati families）提供贷款和买卖业务，为广大佃户提供劳作赚钱的机会，为急需帮助的普通百姓捐赠食品和衣物。通过上述方式，他与南阳地方社会也建立了良好的往来关系，并得到了后者对自己的眷顾和支持。多年以来，通过为地方社会提供慈善活动和帮助，玄妙观与地方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资助和往来关系网。同时，张方丈及其玄妙观也从中赚取了道德资本和权威。南阳地方官员们适时地注意到了这一事实。1883年至1890年代中期张宗璿担任方丈期间，南阳知府濮文暹（字青土，号瘦梅，1829～1909）与其结下良好的个人关系。在阐述张方丈及其玄妙观的影响力和权威时，濮文暹写到：

郡中凡四民之土著者，流寓者，迄乎妇孺，无贵贱亲疏，大半赖耕云施贷或衣食，所佣至老死不倦。[69]

除了给南阳社会带来的众多经济利益之外，通过私人友谊和文化追求，玄妙观及其领袖们还积极地与南阳士大夫和政治精英们建立起密切的往来关系。1860年代至1880年代担任玄妙观方丈期间，张宗璿与清廷密切合作。他的忠诚、个人素养和魅力深深地折服了众多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精英。张方丈和南阳士大夫精英们之间存在著共同的政治利益，同时也都为维护清廷的统治秩序服务。除此之外，他们之间还存在著共同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追求。前任南阳知府顾嘉衡曾撰有一首诗，诗文对张宗璿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文化修养深表仰慕。顾的父亲也是张方丈的奕友。南阳县令李瀛（字莲樵，生卒年不详）及其继任者任恺（此人也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家和书法家）也曾作诗讚颂张宗璿方丈卓越的精神修为和政治业绩。[70]

多年来，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与南阳当地士大夫、商人、精英、普通百姓建立了密切地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并从中积累了巨大的道德声望和道德资本。在当地精英和普通百姓看来，张方丈已经修得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真性。他践行了一位理想的修道者应有的、对朝廷的忠诚和对地方社会的眷顾。此人道德高尚，精神超越。用光绪朝南阳知府濮文暹的话来说，就是“贤士大夫皆乐与之游”。在剿灭太平军的高潮时期，张宗璿借助与南阳地方社会形成的这一庞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网，充分发挥玄妙观的影响力，动员民众支持清政府维护南阳的政治和道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