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津田左右吉的困境：“影响”还是“借用”

那么，津田左右吉对中国文化（包括道教）与日本文化的判断是否成立呢？我们再回到津田左右吉的时代，去看看当时的学术史语境。因为，对于中国文化对日本，尤其是对中国道教对日本神道教与天皇称号，是“影响”还是“借用”这一话题的争论，无法抽离出当时的学术语境，恰恰要放回当时日本政治史和文化史中去考察。

我们知道，日本神代史是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依据的，在日本的国学学者看来，这一历史大体上有几个要点，一是神授天皇，二是天皇万世一系绵绵不绝，三是天皇的神圣性与日本神道的神圣性相关，即合法性与合理性甚至神圣性均来自这一历史。这种历史观念在明治以后日本国家主义与民族意识日渐崛起的时代，在不断被强化，为了建设一个统一、独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天皇”被神圣化，“神道”被尊崇，日本明治时代的“大政归还”和“神佛判然”，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1882年开始草拟、1889年正式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条就规定，大日本帝国乃万世一系天皇统治，天皇的神圣是不可侵犯的。(11) 而日本当年流行，一直到二战中仍然使用的“本国历史教科书”中，上古史的第一章就是从天照大神到天孙降临的“帝国及皇室之起源”，第二章开始是神武天皇，第三章便叙述崇神天皇、垂仁天皇等等。神道的历史和天皇的历史在这里构成一个神圣系谱，支持着“大日本主义”的感情。

不过，津田左右吉虽然是一个感情上的日本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理性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日本上代史的时候，他面对着一个相当尴尬的困境：一方面他不愿意承认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如前所述，他既批判中国文化与宗教，小心地切割中国文化包括道教与日本的实质性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无视历史与文献的证据，把日本上代史说成是自成系统的神话系谱。所以，他既把“中国”与“日本”分开，提升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否定中国文化之影响力，要把中国之“臭”从日本清除出去，(12) 也不得不追求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指出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以后的历史是层层积累地“制造”出来的，很多年代都不可靠。比如有的天皇年龄长得难以置信；从仁德天皇到雄略天皇的古史记录，竟然和《宋书·倭国传》记录相仿，很有可能是中国的传说“反传”日本成了历史，(13) 就连较近的神武天皇东征的故事，他都同意松本信广的研究，认为这是后来形成的。(14) 特别是，他还深刻地指出，神代史是在日本国家建构时，试图在历史和思想上论证和阐明国家的合理性而精心炮制的，是为了将权力正当化的历史叙述。(15)

可有趣的是，津田氏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陆续出版的这些著作，在1930年代的日本却遭遇到相当的麻烦。在这个时代，日本逐渐进入一种大东亚战争幻想的亢奋情绪中。1939年7月7日，华北的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2日，日本的神道、儒家、佛教、天主教就联合成立“精神报国大同盟”，8月17日，日本宗务局长更号召各宗教奋起，以促进国民精神，接着各个宗教都举行“报国大会”，组织慰问日本皇军。1938年3月30日，文部省与神道、儒教、佛教三教代表，以及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签署协议要在中国布教。1939年3月15日，除了东京的靖国神社外，日本全国的招魂社统统改为护国神社。在这种把民族、国家、天皇、神道连成一体，并且幻想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时代氛围中，日本右翼对津田左右吉的研究进行大肆攻击，其中像蓑田胸喜等人就说，津田对于天皇与神道的说法大逆不道，并且以“不敬罪”告发津田。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津田在1940年1月宣布从其任教的早稻田大学辞职，同年2月，他的著作如《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等被禁止，连同出版商岩波书店的老板岩波茂雄也被一道起诉，1942年，东京刑事地方裁判所更是判决他有罪。

毫无疑问，每个民族都会为自尊和认同书写历史，“为了证明民族伟大，往往要证明历史悠久”。可是，关于过去的叙述只是依赖传说吗？提供过去的记忆只能相信一些神话吗？历史学仅仅是这样的工具吗？历史学家一直宣称历史就像科学，科学的历史学面对过去，应当像聚光灯下操手术刀的医生去挖瘤割疮，却不应当充满爱恨情仇去编造故事，在建构认同和追求真实之间，在国家需要与历史事实之间，历史学家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选择，津田左右吉的命运说明，学术常常被政治绑架，历史叙述有时就像事后有意放在现场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