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影响：日本学界的新观点

那么，从历史与文献上看，天皇与神道教，究竟有没有中国的因素甚至影响呢？

尽管日本有着很多出于民族自尊而不愿意承认中国影响的学者，但是，也有很多秉承历史研究应持客观立场的研究者，他们从中国和日本文献中找到了不少证据，说明在日本文化中，中国道教有着深刻影响（而不只是借用）。

著名的学者中，如黑板胜美《我国上代中的道家思想以及道教》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与考古遗迹中讨论道教在日本的痕迹，妻木直良《道教思想在日本》讨论了平安时代道教经典传到日本特别是《老子化胡经》传到日本的过程，小柳司气太《道教的本质及其给予本国的影响》更是直接谈论到这一话题。其中，尤其是以研究中国为职业的中国学家，为凸显中国古道教研究对于日本文化的自我认识有价值有意义，特别发掘各种史料，来证明道教在日本的痕迹。如那波利贞在1952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关于道教向日本的流传》就指出，道家思想传入日本应当在归化人时期，此后，至少在奈良末期传来了道教，并与佛教结合（神佛习合），这时的道教仪式中，如四方拜、祀星、灵符神社、庚申信仰、司禄司命崇拜等等，都进入了日本。(27) 接着，道教研究学者窪德忠也在《日本的守庚申》中指出，根据奈良县上之乡村的调查，守庚申传统是由中国道教关于三尸的信仰而来的，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唐代日本与中国的这一风俗就完全相同了。(28)

其实，就在神道教所谓“天子三种灵宝”的“三种神器”，即八咫镜（《唯一神道名法要集》作“内侍所神镜”，在伊势神宫）、天丛云剑（《唯一神道名法要集》作“草薙宝剑”，在热田神宫）、八坂琼曲玉（《唯一神道名法要集》作“神玺八坂琼”，在皇宫，与御玺在一起作为天皇相传的正统凭据）中，(29) 很多人已经看到它与同样崇拜“镜”、“剑”、“印”这些神器的道教之间的隐约关系。福永光司多年来曾经反复强调这些证据。近年来坂出祥伸更全面地举出八坂庚申堂、大将军八神社、泰山府君信仰与赤山禅院、吉田神社斋场大元宫本殿八角形、伏见稻荷山之大日本大道教道观、妙见菩萨与镇宅灵符等等日本文化现象，证明道教对日本的“影响”。(30) 他们始终觉得，在中国道教之后形成的日本神道教，在崇拜、仪式、方法和词汇上，尽管不完全是照搬，但也一定受到了中国道教和日本古俗两方面的影响，所谓“古层”更有“古层”，原来历史悠久的宗教信仰也有它的来历。

那么，“天皇”之称呢？在津田左右吉之后，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的自由学术空气中，更有很多相似的研究，比如下出积与《日本古代的神祇与道教》、山尾幸久《古代天皇制的成立》等等，都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最重要的仍然是福永光司，他在1982年出版《道教と日本文化》之后，在1987年更是推出了《道教と古代日本》，在开篇《天皇考六题》中，进一步提出六项证据，证明“天皇”称号受到过中国思想的影响：

（1）689年草壁皇子死，宫廷歌者柿本人麻吕的挽歌中有“天皇”一词（《万叶集》卷二），684年即天武十三年，制定“八色之姓”，以中国道教神学中有关神仙世界之高级官僚的名称命名，686年，天武天皇去世，其谥号为“瀛真人”，就是中国道教神仙传说中的“瀛洲”之“真人”。

（2）712年成书的《古事记》记载天孙降临有“神镜”的记载，又有献“草芸那之大刀”的记载，这与道教崇信镜与剑有关。

（3）道教神话中想象“八角垂芒”，而天皇与八角形相关，所谓“八紘一宇”、(31) 御针座、伊势神宫作为御神体的镜，均是“八显八叶形”。

（4）中国古代崇尚紫色，与最高神太一有关，如“紫宫”和“紫微”，而天皇也崇尚紫色。(32)

（5）神宫祭祀与道教祭祀形式常常有关。

（6）“神道”与“天皇”相关，而“神道”一词来自道教经典如《太平经》，而“天皇”一号曾被中国皇帝使用，如唐高宗。在接下来的一篇中，他更从纵横两个方面，指出道教在日本有相当多的痕迹，不仅神社的“幡”、“镜”作为神人象征的信仰，有道教的影子，天武天皇、天武皇子、持统天皇也都与道教有深刻的关系。他批评日本的中国道教研究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33) 从他自己对于中国道教“镜”与“剑”的研究论著中，确实可以看到他的中国研究中有明显的日本问题意识。(34)

这让我们越来越相信，有时候，日本“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常常来自“日本背景”。